【读书】漫长的战败

 【读书】漫长的战败

在本书中，我探索了日本的战败文化，试图揭示这个国家令人费解的战争记忆。日本的失败文化混乱而分裂，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在这种文化中，存在三种战败记忆：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记忆。这些战争记忆各有不同，相互抵触，其原因则在于人们对过去有着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人视之为奇耻大辱，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项令 自我感到满足的成就。战争的意义在日本无法趋同，原因就是人们在失败和战败的 意义上难以达成一致。

理解这种多层面的现实，需要我在不为战时一代开脱罪责的同时，对他们产生一种自我反省的同理心。诚然，同情这些人很有挑战性，因为他们曾怀抱着民族主 义热情支持过帝国主义战争，曾乖乖就范，追随走上歧途的军事领导层，残暴地杀死或伤害无辜的平民。不过，只有当我们问自己：“如果换作是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们会怎么做？能否比他们更有勇气和智慧，采取不同 的行动？”之后，我们才能开启对话，增进相互间的理解。我相信，唯有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找到共同基础，直面日本对几千万亚洲受害者犯下的全部罪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解决当下的诸多问题，如战争罪责、转型正义、边界岛屿的领土争端和再军事化。[1]

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桥本明子指出了日本战败后社会思想分裂背后的两个关键问题，即①为什么我们要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②为什么要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杀戮、牺牲？紧接着指出了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核心：

这类讨论的核心，关切的不只是战争的责任， 还有国家归属感、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考察了世界各国的历史，作者发现一个国家的文化会因为如同日本的战败这样的失败的记忆而改变：

面对要为死亡、暴力和损失负责的考验，一些国家的反应是将败局已定的战争进行夸张美化，比如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2]；一些国家将阵亡士兵奉为烈士，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德国[3]；而另一些则选择通过彻底改革，将焦点集中在复苏上，如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土耳其[4]。

研究表明，遭受过失败或者占领危机的国家，都会通过不懈的努力，企图摆脱这种屈辱或耻辱，只不过实现的途径会有差异。

作者进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战争记忆”之上。

通过研究战败者向战后的一代代人复述其战争记忆的各种方式，我放弃了关注官方政策和讲话这类业已确立的方法，转而在更广义的战后文化中检视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和道德认知的肌理……我主要将关注点放在1985年到2015年，因为在这段时期，战争记忆跨越国界，成了全球性话题。经我分析发现，日本的战争记忆不仅被深深嵌入日常文化当中，还比西方媒体所描绘的“失忆”这种单一、夸张的形象更为多样。

并且得出了

日本不存在“集体性”记忆；相反，多种道德框架下的多种战争与失败记忆同时存在，且争相认为自己才是合理的。

这样的结论。

文化创伤、记忆、国家认同

作者桥本明子首先从“集体记忆”下手，开始进行研究。

作者通过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观点，即根据回忆过去的状况不同，集体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5]，指出：记忆是可变的，而且是对现实的表达。同时，作者也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些事件之所以比其他事件更重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和所在的社会，因而人们想方设法把它们变得更重要了。

这一“使之重要”的过程，被杰弗里·亚历山大称为“文化创伤”，也就是说，一个集体成员在遭受了某个骇人事件后留下的记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未来的身份认同。

之所以这些创伤无法磨灭，是因为它们能够生成一种对话结构，并赋予记忆以文化相关性，从而使自己在集体生活中正常化。与此同时，记忆被铭记为一种“极其有破坏性、充满问题的集体经历”，并与随之而来的负面情感一道被纳入集体认同中。

这些负面情绪，是道德行为[6]的最强驱动力。这些道德行为，不仅仅是为了重塑记，更是为了修复一个破损的社会。在这一系列恢复行动中，“记忆被重新调整、生成——为的是弥合伤口、伸张正义、恢复在世界中的道德地位——不过成功程度各异”。

作者在此也提到了其他几点，诸如

“铭记过去已成为缔造集体认同感的一种关键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代人——构成了现在80%的人口——以新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加入争论中，在框定国家层面的叙述中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各代人的不同立场，意味着人们带着 更多不同动机来重新框定那场失败战争的历史”

“在后现代时期，对真相普遍性的断言越来越受到质疑，为构架一种国家层面的元叙事造成了挑战。今天似乎已经不再可能拿出一份独一无二的权威历史，在国内和国家之间获得普遍、客观的认同……合法与正当的国家历史知识已经被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尤其是一种挑战。在一个需要对知识进行更广泛重组的后冷战世界中，历史相对主义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与官方历史需要灌输某一特定真相的目标之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矛盾。”

三种道德观

对战争的道德理解会因时、因地、因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传统而变化。[7] 在植根于西方奥古斯丁基督教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中，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使用可以有正当的道德理由，这一观点为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辩护。[8]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这种正义战争的一个例子，……更普遍、为更多人所使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粗放认知：“好战争”是以胜利告终、能够扩大政治权利、提升国家利益的战争。在日本漫长的战争历史中，不同的标准曾各占上风：中世纪以前……合法化……是通过王室的授权；封建时代……合法化……是通过胜利；[9]而到了现代，则是断断续续地采用西方发起的制度 ——通过国际公约和条约来控制战争。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此后日本构建好战争和坏战争的概念时，并没有严格遵守什么原则，而是秉承了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

正义战争的哲学之发展独立于犹太——基督教文明轨道之外，成长于道德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实用生活方式的多神论传统之中，因此并不能轻易“切合”日本的文化语境。[10]不过日本仍然采用了这一概念为其在“一战”和“二战”中的行为提供理由。按照日本的改动，正义战争的框架意味着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天皇而打的“圣战”，目的是保护“大东亚共荣圈”不受欧美白人的殖民侵略。1945 年的国家溃败后，道德秩序猛然颠倒，日本的“正义之战”变成了“不义之战”。对此，很多人又回到了现实主义者的道德相对主义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作者首先分析了“对战争的道德理解”，梳理了日本将战争合法化的途径，从而指出：日本在构建“好战争”与“坏战争”的概念时是没有严格的规则的，而是现实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混合。

这种混合使日本合理化了两次世界大战——一种“圣战”。但当1945年日本战败，原有的道德秩序崩塌、颠倒，“圣战”不再“神圣”，人们又转向了道德相对主义。

这种道德秩序上的颠倒与对战争的广泛怀疑决定了日后日本社会必然诞生出各种相互矛盾的创伤叙事。

阵亡英雄叙事：幸运的失败

……有很多故事讲的都是失败战争中的著名英雄。无论英雄们是在哪里、如何战斗，这类通俗叙事使他们的行动甚至是败落被框定为一种英勇无私的牺牲行为… 烈士化之后，生者可以说，士兵并没有白白牺牲。到了日本的版本中，阵亡英雄的叙事常常还为他们博得救赎，具体而言，他们的死在表面上是使得日本的未来更美好、更光明的原因之一，因而是“幸运的失败”。

作者桥本明子以“大和”号的臼渊大尉的口号[11]为例子展开分析。

作者指出，他的口号的内核是矛盾的——这位年轻的大尉宣称他在为自己将无法体验到的未来作贡献，还将“进步”与"牺牲"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正是这种逻辑，催生了日本得以重振和复兴这一集体信仰。

这种强调面对死亡的士兵身上的勇气与纪律而非表达对下令执行任务的领导的追责和怨恨的叙事，激发了从民族主义到反美主义，再到超国家主义、和平主义的各种观点，并且经常被改编、更新（诸如《永远的0》《月光之下》）。

这些后继的叙事旨在燃起日本战后几代人对阵亡者的感激和赞美。

受害者叙事：大灾难

且不论受害者是在何处受到怎样的迫害，这些叙事都将他们的苦难框定为是残暴无情的压迫、酷刑和不公的折磨这类不可宽恕行为的结果。历史学家杰伊·温特尔回顾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屠杀时提出， 对人们而言，通过纪念和悼念的文化来解释这种大规模的杀戮非常重要，其目的是 哀悼惨重的损失，进而抚平心灵创伤。[12]这种“民众的虔诚”在日本的受害者叙 事中也很普遍，而且是情感宣泄和寻求救赎的关键要素。[13]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在其中通常都是影子施害者，这类叙事会或直白或隐晦地将他们的施害罪责编入其中。

作者以《赤足小子》为例，对受害者叙事进行解读。

《赤足小子》传达出的，是对国家、军队、天皇、美军和美国医生这类权威的不信任。

《赤足小子》明确将战争控诉为绝对的恶，而且是日本军队和帝国挑起了这场 不计后果、毫无必要的战争，并且无情、无能地误导民众，将他们带向了致命的毁 灭与苦难。假如战争能早些停止，假如军人治国的日本能早些醒悟，接受《波茨坦公告》，那么由原子弹造成的所有苦难便有可能避免。

因此，即便故事从毁灭推进到重建新生活时，也流露出愤恨的意味，因为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已经受到了永久性伤害，再也无法挽回，而罪魁祸首却依然逍遥法外。

桥本指出，受害者叙事主导的作品是战争中受害者的故事，颂扬的主题是苦难。《赤足小子》塑造了民众对军国主义暴力的认识，更是汇入了更广义的战败国的文化创伤。

在这里，《赤足小子》这一类作品呈现出的是“反军国主义”的情感，而非“反美情绪”。

施害者叙事：堕入黑暗的地狱

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施害者受到的是战争胜利者和受害者的审判，而非本国人——因为 日本天皇被美国占领军免责，加上接下来的冷战，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不过，日本的施害者叙事同样揭露了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自己犯下的恶行，并坚信曝光和面对本国同胞的可怕过去，在本质上对于个人和社会有着重要意义。向前看、翻过新的一页、与过去一刀两断，需要的是对个人道德失败的自省。具体到从军国主义暴力中恢复、创伤抚平的问题上，这一途径预设的前提是直面自我最黑暗、最无法接受的面向。

这类叙事的观点是“就那场战争及其发动方式来说，国家难辞其咎”，对应的作品坚定讲述了。

其支持者的代表是家永三郎教授，此外还包括教师、激进分子、艺术家、漫画家和媒体、记者和学者等，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女权和人权活动家。

战败文化中的分裂记忆

正如这些独特的叙事所展示的那样，一个国家对战争（尤其是战败）的记忆，无法制造出一幅整齐划一、全体赞同的图像，而是创造了一场充满分歧和不同声音 的公共讨论。事实上，这类多样化的记忆远比人们想象得要普遍，尤其是在事件之后几代人的时间跨度内。[14]

法国、德国、奥地利、奥斯曼，以至于诸如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集体记忆，都有着“充满分歧和不同声音的公共讨论”。

这种近期的比较研究，在解释非西方国家的困境时尤其充满见地——被西方国家打败的国家，不得不修改它们极权主义历史的意义，而且要按照西方对它们该如何“接受”这种历史的预期来改。对于自由的民主国家而言，通过“追寻真相”来面对它们的全能主义过去，是一种“可接受”和“文明”的方式，这种普遍的观点作为一条共同线索，贯穿了不同个案中的战败文化。这本书以普通的欧洲模式为基础，从犹太大屠杀中吸取经验，植根于西方反犹主义，表明了什么是“适合”被记住的，但这也限制了非西方的文化记忆。它们在竭力处理过错的同时，也设下了复杂的障碍。

伴随着近年来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政治争议，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历史中的英雄、受害者和施害者那些污点记忆和模糊情感再次涌现出来。

三种记忆与历史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

远东军事法庭→追责（甲、乙、丙级战犯）与不追责（无数不太有名的施害者、天皇、民众）

冷战→部分被整肃之人获得赦免

1952重获主权→稳定经济，满足物质需求；保障国家安全，与美国结盟→自民党的主导地位→一种元叙事——英雄叙事（当下的繁荣乃过去悲剧基础之上的奖赏）成为官方的元叙事

保守派推行“英雄叙事”→反对派（“战争是由好战政府中那些野心勃勃的领导者发动的，这些人不计后果进行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活动，给亚洲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和苦难”）与中间派（“强调的是整场战争给日本国内造成的伤亡”“这场战争是一场悲剧性的冲突，由一个运转 失常的军国主义政府愚蠢地发起，最终以惨败而告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共识、一致——对战争的厌恶→反军国主义、反核武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部压力的产生（人权、纠正历史错误的运动、东亚邻国、国际媒体、地区性事件）与内部压力的瓦解（昭和天皇的去世、自民党一党执政的的终结、泡沫经济的崩溃）→施害者的历史在流行文化中得到承认，推动公民运动构成的广泛国际联盟为和解而努力

21世纪初→东亚地区政治力量平衡的改变、日本的忧虑→对于和解的“反动”——新民族主义

对于战败文化的多样化观点

总结

1.记忆—文化

2.集体记忆的选择性——对现实的表达，帮助理解自我、构建集体认同。

3.三种道德观——阵亡英雄/受害者/施害者

1）阵亡英雄：进步-牺牲→重振、复兴→民族主义、反美主义、超国家主义、和平主义……→感激、赞美而非追责、怨恨

2）受害者：苦难→“影子施害者”→对“权威”的不信任→反军国主义

3）施害者：错误、罪责→自省→承认与曝光日本人的恶行→国家（日本政府）的错误、责任

根源：现实主义+相对主义的战争观，道德秩序的破灭

4.三种道德观背后的日本历史